“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这行字印在樊锦诗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封面上。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朝三危山，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古窟群。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
千年一瞬，大梦敦煌。半个世纪的风沙磨砺着莫高窟，也磨炼着樊锦诗。从未名湖到莫高窟，从风华学子到耄耋老人，她静守敦煌，60年来走遍了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和每一尊彩塑。谈起当年的选择，她很淡然：与其说是她选择了敦煌，倒不如说是敦煌选择了自己。她说：“在莫高窟这样的自然环境里，我常常会想到李商隐的一句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还是那样的夕阳，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过客。”
樊锦诗和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历史。她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研究，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主持编写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他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的申报材料全由樊锦诗手写，后来在她的推动之下，一系列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出台。
改革开放以后，有着巨大旅游价值的莫高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当地有关部门和一些大公司曾多次找到樊锦诗，希望能谈成合作“捆绑上市”，可每次都在她这里碰一鼻子灰。当年修铁路，要在敦煌穿城而过，樊锦诗又站了出来，写提案力阻。最后的结果是，原铁道部考虑了樊锦诗的建议，铁路改道了，鸣沙山、月牙泉等景点没被破坏，有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大漠明珠敦煌“保住”了。樊锦诗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保护就是要和时间赛跑”。
肩背行囊，手拿草帽，身体微微前倾，眉眼间神情热切而坚定……樊锦诗25岁奔赴敦煌时意气风发。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座雕塑，命名为《青春》。
樊锦诗说自己和敦煌的关系始于年少时的一种美丽幻想。小时候，她曾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说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我对这篇课文的印象很深，后来就比较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念了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包括出版的画册和明信片，我都格外关注。因此，我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这些人，始终很向往那个地方。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1958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攻读考古专业，沉浸在求实创新的学术氛围里，接受了顶尖的考古学教育，也受到了北大精神文化的熏陶。那一时期北大考古专业的师长们，很多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考古学科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开拓者，苏秉琦先生的“临行教诲”、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对樊锦诗的人生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大学毕业时，这位在北京出生、在上海长大的江南姑娘做出要去敦煌工作的决定，父亲很是担心从小身体不好的女儿受不了西北的黄沙凛冽，他写信给学校希望能考虑照顾一下。结果，这封信被樊锦诗偷偷扣下，她服从国家分配去了敦煌。
初到莫高窟时，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是飞沙走石、黄沙漫天。桌椅床铺全部都是土垒的，一天到晚身上的土怎么都掸不完。墙上挖个洞装个小门算是简易衣柜，搭两块板子就做成了书架。不通电，没有自来水，晚上睡觉，纸糊的顶棚会掉下老鼠落在床上。生活相当闭塞，周围山多，半导体总也接收不到信号，了解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看报。一周甚至十几天之前的报纸拿到手，“新闻”早就变成了“历史”，如果收到电报，那一定是家里出了大事。
条件艰苦不说，那里的人找对象都难，对方一听在莫高窟工作，几乎就没了下文。结了婚的，也多是常年两地分居。这样的条件虽然让樊锦诗一度水土不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她却从没打过退堂鼓。她只是奇怪：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一代代前辈究竟是怎么在这个地方待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这样的好奇或许从内心深处给了她一种坚持下去的激励。
现在的敦煌，虽然生活条件已经比当年好太多太多，方便上网、看电影、聊微信，但比起外面的世界，依然显得特别单调。樊锦诗说，一代代的莫高窟守护者们，能耐得住寂寞待下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为它作出一点贡献，那这辈子就算没白来这世上一趟。”可这样的“喜欢”和“贡献”背后，是她对家人的满满遗憾。
大学毕业时，樊锦诗的男朋友、同班同学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任教。樊锦诗向他保证，等她把敦煌的壁画和彩塑看个遍、看个够，三年之后就到武汉和他安家落户。没想到这一去，彭金章就“等了好多个三年”。最终，彭金章“妥协”了，分居近20年后，他追随爱人来到了大漠深处。
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后，用了8年时间，啃下了被当时学界誉为“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不仅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还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了735个。这位“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业，用爱成全了妻子的理想，也成就了自己新的事业。
1963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时，全所只有48个人，现在研究院全部职工超过了1000人，其中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一群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同一个理想从祖国各地奔赴敦煌，在这里一待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所以，只要一说起她的坚守，樊锦诗就会说，敦煌研究院第一任掌门人常书鸿先生抛家舍业地为敦煌付出一生，身边有那么多同事一样在莫高窟甘守寂寞，她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尽管樊锦诗的许多前辈和同辈自己有着高学历，可孩子们却因为教育条件受限，好多没能考上大学，“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成了几代莫高窟人为了责任和担当而不得不承受的结果。为了能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两个儿子在幼年时就不得不离开樊锦诗，母子三人的相聚时光也是屈指可数的短暂。现在，樊锦诗有了三个可爱的孙子，当别的同龄人都早已退休回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时，樊锦诗却依然守在大漠深处。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孙子是带不动了，只要自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就足够了。
大漠风沙吹走了一代代莫高窟守护者的青春岁月和青壮年华，“樊锦诗们”把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莫高窟。每一位莫高窟守护者，都是凭借对敦煌文化与艺术的一腔热情和热爱，在荒漠戈壁深处扎下了根。
现在去敦煌莫高窟的游客，第一站都是离洞窟15公里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数字敦煌”和“虚拟洞窟”，利用信息技术和展示手段，全方位模拟洞窟场景，使游客在进到莫高窟前就能感受身临其境的参观效果。
近几年，无论走到哪里，樊锦诗都在为莫高窟代言，她谈得最多的是“数字敦煌”。借助于新兴科技和“互联网+”，古老的莫高窟获得了保护利用的新动力，也让樊锦诗和同事们看到了敦煌瑰宝永续传承的新希望。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当这些时下流行的新名词一个个从樊锦诗口中说出来时，古老的莫高窟正以“数字敦煌”的新面貌向我们走来。20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就从电脑和数字技术方面大胆构想了“数字敦煌”的未来。她说，珍贵精美的壁画和彩塑在逐渐退化，就像人一样，从幼年到壮年，最终无可避免老去直至消逝。要想让这些文物能够一代代永续利用，就得找到一种长久保存的方法。
樊锦诗和同事们探索出通过数字影像图片拼接、色彩校正和存储等数字技术来保存敦煌壁画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了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和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初步建立起了数字敦煌资源库。这样，每个洞窟就能被精确完整保真地“复制”下来，也可以“原汁原味”地传给子孙后代。
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游客来到敦煌，可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清晰的影像和精妙的色彩还原，游客仿佛置身其间，反而获得了比在洞内更加贴近的观感。
为了验证这一必要性，樊锦诗用了10年时间。她说，之前也有人不理解，说千里迢迢来到敦煌，不看洞窟却要看电影？可现在，数字化展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好评。游客先通过两部电影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及文化艺术的相关信息，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后再进洞观赏，既大幅提升了观感体验，又减少了在洞窟中的停留时间，合理保护了文物。
樊锦诗说，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从来不是对立的。通过科学管理和先进科技，珍贵文物是可以得到合理保护和永续利用的。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几代莫高窟人从来没有为了开放去牺牲文物，也没有为了保护而闭门谢客。古老的莫高窟成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先行者，其经验被广泛推广应用到国内其他遗产地。
2014年，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总结凝练了莫高精神。经过几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奋斗，敦煌研究院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事业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我国文化遗产行业科学保护、精心管理的典范。在以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敦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身上，凝练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正是莫高精神的内核和体现。
2015年，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担任名誉院长，依旧留在敦煌莫高窟继续工作。樊锦诗说，要保护和传承好传统文化遗产，以后的任务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做的事永远也做不完。她曾跟大家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她走了，就留一句话“我为敦煌尽力了”。退休前，她持续近30年，每年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1万元，捐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每次获奖的奖杯、奖章与奖金也都交给了敦煌研究院。退休后，她又把公积金账户里存的45万元一次性捐给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2023年，樊锦诗将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凑足200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一半赠予母校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以支持北京大学敦煌学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另一半捐赠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她说：“这算是自己对敦煌事业，对推动全社会全方位助力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除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樊锦诗格外关注青年人的培养，一直保持与青年人的互动。2019年，她在给北大新生的亲笔信中殷殷嘱咐“做有博大胸怀和仁爱境界的北大人”；2020年，她又寄语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新生，要有沉潜大隐的心态和准备将个人追求融入考古这一神圣事业的执着与坚韧。很多年轻人从她的人生里读取理想和信念，2020年，湖南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说自己从小喜欢历史和文物，因受樊锦诗的影响所以选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樊锦诗听说后，送给她口述自传，并且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
“我常常说，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敦煌还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去做，关键是以后工作还要做得更好，不存在最好。我衷心希望新一代的莫高窟人，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
从敦煌的盛大到生命的广博，樊锦诗一直在探源，一直在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