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这既是新时代党对领导文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更是指导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遵循。

近代以来，严酷的社会现实激起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在当时的思想界，各种思想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就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理论成果被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作了精深概括。第一是延续性。正是这样一种文明的延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第二是创新性。《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类似这样的论述还可以举出很多，旨在强调中华文明积极进取、追求创造的品格。中华文明的这种进取是要在和谐融通中追求进取，在事态平衡中谋划创新。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第三是统一性。董仲舒曾提出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夷夏观，这是以文化而非种族为标准来区分夷夏，深刻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和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观念，构建了以平等和尊重为前提的中华文明基本框架，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第四是包容性。以“江海下百川”的宽怀心态对待本国文明和外来文明，不仅要“和而不同”，还要“求同存异”，注意不同文明在对立统一中的相互吸收和补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第五是和平性。中华文化强调“文”，文为本，化为用，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不断追求文化的交流互鉴，坚定维护文明的合作共赢，绝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更不会搞对抗，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新的原创性贡献。首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遵循中国文化规律，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转化为中国本土化的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实现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结果是相互成就。

最后，“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根基，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两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明，新时代中国彰显了尊重多样、平等协商、宽广包容等现代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文明的论述，彰显了我们党对历史的自觉能动而坚固的执政理念。对于民族而言，这一主张给中华文明赋予了丰富的现代内涵，展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对于世界而言，这一主张为中华民族搭建了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为现代世界文明建设注入了新鲜活力。

“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保证。做好学术研究工作，也必须以此为指导，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学经典的研究工作；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重点做好现、当代文学，包括港澳台文学的研究工作；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在此基础之上做好文化普及。